拨开谜雾看世界：文明背后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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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谜雾看世界：文明背后的经济基础

原创：拨开迷雾看世界拨开迷雾看世界 2018-10-16

世界历史看似庞杂繁复，无处入手，但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化繁为简，一目了然。

一个文明背后的经济基础决定价值观，价值观决定行为逻辑。以此入手，可以拨开迷雾，看懂历史，看清未来。

1. 文明背后的经济基础：自立型文明和寄生型文明

中国历来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推崇的是自食其力，勤劳致富。
西方主流是狩猎游牧文明，推崇的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

在草原上看到一只猎物，谁先看到算谁的，谁能打到算谁的，谁能抢到算谁的。对狩猎游牧民族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对猎物如此，对人也一样。如果对方还是异教徒，那劫杀对方更加有正当理由了。

《旧约》说的很清楚，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西奈山、旷野、摩押平原流浪了40年，历经磨难。流着蜜与奶的土地在哪里呢？当然是在异教徒手里，他们城高墙厚，兵强马壮。约书亚接替摩西成了领袖，上帝显示神迹帮以色列人攻下了耶利哥，后来征服了整个迦南。夺地杀人不但名正言顺，而且荣耀无比，因为这是耶和华给他的子民的应许之地。

野蛮落后、盛行人祭的日耳曼人，被罗马人称为是勇敢的战士，他们的价值观是“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用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懒惰无能了。”

对此，阿拉伯人也非常诚实。《阿拉伯通史》（第25页）中就说，劫掠，是游牧民族的风俗。阿拉伯伍麦叶王朝早期的诗人顾托密的四句诗说：

我们以劫掠为职业，

劫掠我们的敌人和邻居。

倘若无人可供我们劫掠，

我们就劫掠自己的兄弟。

劫掠，不但不是一种罪恶，反而是具有男子气概的表现。

对西方人来说，海盗不是罪过，而是浪漫和传奇。

农耕文明是自立型文明，自给自足，自我可持续发展，有多少就资源能够养活多少人口。

狩猎游牧文明无法自给自足，需要和农耕文明交换产品，危难时需要从农耕文明得到救济或抢到东西才能够生存。

也就是说，狩猎游牧文明是寄生型文明，不抢无法度过危机，这是他们的生存法则，因此成了他们的价值观，自然就形成了他们的行为逻辑。

了解了这一点，中国人才能明白，历史上西方人为什么对于抢劫、海盗、贩奴、奴役掠夺他人毫无愧色。也不是说西方人生来就野蛮，这是历史上西方文明背后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2.狩猎游牧文明的噩梦：末日论是怎么来的

狩猎游牧文明生产力水平低下，靠天吃饭，很少储蓄，抗风险能力差。

狩猎游牧民族的噩梦是什么？

就是天灾或瘟疫一来，牛羊大规模死亡，马上就闹饥荒。

这时候只有两条出路：

1)抢劫别人

2)自相残杀

这就是前面阿拉伯人四句诗的真正含义。

游牧民族的这种危机周期性的发生，而不是每次都能够抢劫成功。这样他们就不得不面对周期性的毁灭，也就是末日的来临。

这就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末日论的由来。

3. 西方迷信的来源：God是怎么来的

正是由于西方的寄生性文明，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无法应付周期性的危机和毁灭，不得不面对周期性的末日，因此，西方人需要给自己创造一个拯救者，把他们从末日中挽救出来。这就是救世主诞生的原因。

犹太人、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他们的信仰的根本需求就在这里。

（顺便说一句，印度人则走了另外一条路。因为印度人无力自保，被谁入侵都是当奴隶，活着太痛苦，因此寄希望于来世，发明出了婆罗门教，宣扬这辈子的苦是因为上辈子做了孽，以此麻痹底层人民。反抗婆罗门压迫的沙门思潮最后产生了佛教、耆那教等教派。佛教不事生产，靠乞讨为生。）

那么，西方人的希望在哪里呢？

西方人的希望，做上帝的羔羊，就是祈求上帝的宽恕，祈求God赐给他们一个“流着蜜与奶的土地”。从犹太人杀死异教徒占领巴勒斯坦到基督徒屠杀印第安人占据美洲，背后的伦理一脉相承。这就是西方的“殖民情结”。

西方的末日论，深入西方人的骨髓，充斥着好莱坞的大片主题，因为他们几乎无法想象出一个没有救世主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4. 中国人是世界上唯一不迷信的民族

寄生性文明，不论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佛教，都是建立在迷信超自然力量的基础上。

而中国的文化，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只祭祀天地、圣人和祖先，而不需要借助鬼神、地狱、轮回来愚民和恐吓众人。

汉语宗教这个词的本意，“宗”是祖宗血脉，“教”是教化。真正的中国文化，不追求来世，而是活在今世。中国人生命的目的，一要多子多孙，二要教育儿孙。宗教的意思，就是“为祖宗血脉延续生命，用教化延续文化”。

中国人崇拜祖宗，是因为时刻提醒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中国人崇拜英雄和伟人，是为了自己将来也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中国人崇拜圣人，是因为要让自己变成一个有智慧的聪明人。

不能忘记自己是谁，要做一个伟大的人，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可见，中国文化中，所有的崇拜都是对人的赞美和歌颂，中国人只崇拜伟大的有智慧的人，而不拜鬼神。

因为中国人历来是自力更生的民族，不需要依靠他人来拯救，幸福生活就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自己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

因此，中国人是世界上唯一不迷信的民族。

5. 高度早熟的中华文明

中国的农耕文明，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口的数量取决于可获取的耕地的极限。因此，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是全球第一，相比其他文明具有数量级的优势，也由此产生了高度早熟的中华文明。

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

当世界其他地方长期处于奴隶制、宗教迷信统治的状态下时，中国早就发展出了“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

政治这个词，和Politics不是一回事。政治的“政”这个字，就是走正道的意思。走正道的“政治”，和经世济民的“经济”，中国的词汇都具有道德含义。

先秦典籍《礼记》中说的很清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从有史以来的记载看，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以奴隶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中国从原始社会以来，就是以自耕农为劳动者主体的社会，最大的两个特点，一是以血统宗族为基础建立国家，二是在生产劳动上，以国有制和公有制为基石，建立社会伦理和生产关系。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规模的家庭。中国从秦汉起，就改变了周朝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中国历来有从底层选拔人才的传统，尤其是科举制之后，通过公平的考试，最底层的农民也可以成为最高官员，这是同时代的西方人无法想象的。

中国人的概念里，国是家的延伸，国君是家长的延伸，国君、政府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对百姓承担无限责任。有道才能当君王，无道昏君人人可诛。用现代的话讲，就是政府要“为人民服务”，否则“造反有理”。

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道德经》用一句话就概括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人生来就不是平等的。每个人的天赋不同，能力不同，地位不同，机会不同。人类自发竞争的结果，就是强者愈强，富者愈富，资源愈来愈集中。这是人之道。

我们看到每个朝代开国之时，都是分田地、均贫富，然后物质丰富社会发展国家富裕；再然后就是土地兼并，贫富差距拉大，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吃不饱穿不暖。这是人之道。

人之道发展到超过界限，天之道就开始发挥作用。天灾人祸，饥荒、造反、战乱，要么中兴成功，要么改朝换代，开始新一轮的均田地均贫富。这是天之道。

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就要让人之道符合天之道，顺天应人；既要发挥个人的能力，又要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具体表现在中国历史上，就是皇权和官僚贵族集团的斗争史，也可以理解为国有制和私有制的斗争史。

高度发达的经济

有人说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一直没有萌芽导致落后，这是文盲的说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就已经很发达了。

《史记•货殖列传》记录了一幅当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波澜壮阔的图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货殖列传》简述了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和商业活动，列举了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商人和大资本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人的事迹。

随便翻翻春秋战国的历史，大商人吕不韦，以“珠玉之赢百倍，而立国家之主赢无数”，干起了拥立国君的大生意；管仲相齐，衡山之谋、阴里之谋和菁茅之谋，是粮食战争、货币战争的老祖宗。

中文“经济”这个词，与西方的ecomony不一样，是“经世济民”的意思。

西汉的《盐铁论》，记录的就是当年的一次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协商会议，由御使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与全国各地的意见领袖、工商业资本家等贤良文学，就金融财政、对外战争、法制、应当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等问题进行的大辩论。

《盐铁论》中讨论的问题，和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非常相似，简直可以作为讨论今天政治、金融、经济、军事等问题的范本，秒杀西方的政治、金融、经济理论。

而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一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只是到了满清入侵把中国搞成了奴隶制，才落后了这么两百多年。

高度发达的法律

很多人说中国缺乏法制传统。这又是文盲的说法。

秦国，不就是以法律严苛著名的吗？听说过狄仁杰断案吗？知道法医鼻祖宋代宋慈的《洗冤集录》吗？听说过明朝几乎每家一本的法律集《大诰》吗？

中国的法制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对死刑制度的态度也非常严谨。从汉代的“录囚制度”发展到明朝的“秋审”“朝审”制度，隋唐的死刑“三复奏”“五复奏”制度，死刑的核准权一直是收归中央的。

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三条死刑原则：“秋冬行刑”，体现了对天道规律的尊重；“留存养亲”，体现了对社会人伦的维护；“慎刑慎杀”，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

同时期的欧洲，流行的是愚昧的宗教审判所和烧死女巫、异教徒的火刑、石刑等酷刑。

中国人的教化中，人生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人的价值观，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儒释道，而是道儒法。治理国家，素朴用道，教化用儒，已乱用法。道儒法三家，是人类，从素朴天真到礼乐教化，再到法令惩戒的三个阶段。儒和法，都是道的体现。制无美恶，适时为善，这便是最高的统治之道。

高度发达的教育

早在夏代，中国就则有了正式以教为主的学校，称为“校”。孟子说：“夏日校，教也。”到了商朝，称为“庠”，到周成为“序”。

西周分为国学与乡学两种。国学专为贵族子弟而设，按学生入学年龄与教育程度分为大学、小学两级。乡学主要按照当时地方行政区域而定。因地方区域大小不同，亦有塾、庠、序、校之别。塾中优秀者，可升入乡学而学于庠、序、校；庠、序、校中的优秀者或升入国学而学于大学。国学为中央直属学校，乡学是地方学校。

《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这就是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的“六艺”。

其中礼乐书数为文，射御为武。故君子文武兼修。

西汉私学重新恢复发展，汉武帝在长安兴建太学，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为教官，招收博士弟子，年龄在18岁以上。汉平常时，规定郡、国设学，县邑设校，乡聚设庠序。校学设经师一人，庠、序置《孝经》师一人。

魏晋南北朝，晋武帝在太学外另设国子学。

唐时，京师设国子监，长官称国子监祭酒，学校六所，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上专收贵族官僚子弟），律学，书学，算学。教师称博士。入学年龄在14岁以上，19岁以下（律学为18岁以上，25岁以下），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设博士，文学，助教与教官。

宋代除了太学外，有律算书画医诸学，书院制度开始兴起。宋初有四大书院——白鹿，乐麓，应天，嵩阳。南宋书院有“三舍”制度。

明清教育制度相近，中央有国子监，学生称贡生、监生。明清府和州县设孔庙和学官（学校），府学教官称教授，县学称教谕。明学称学正，副职均称训导，学生院试进学后的生员（秀才），按成绩优劣依次分廪生、增生、附生。还有启蒙教育，明清有三类：私塾，义学，专馆。

自古中国经史子集传世，书香世家不绝。从竹简时期汗牛充栋、学富五车的成语，到纸张时期洛阳纸贵的传奇，中国人的典籍传承清晰真实。

6. 西方中心论的由来

正是由于中国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法制文明，因此中世纪愚昧的欧洲接触到中华文明的时候，被深深的震撼了。

翻开历史，无论是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还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无不是迷信超自然力量的多“神”或一“神”教。把“Religion”翻译成中国的文字“宗教”，是一种误导，其实在中国文化看来“Religion”应该是“迷信”。

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宗教传说很原始和低级，甚至有很多兽交的残留成分。

宙斯变化成神牛占有了腓尼基公主欧罗巴，带她来到“新大陆”，这就是欧洲被命名为“欧罗巴”的来历。

《旧约》里摩西五经中的利未记，就专门讲了禁止学异教徒的兽交，可见当时有多乱。（要看原版的书，中文版的一般都简化成禁止邪淫了。因为兽交的概念在中国人眼中太超乎想象了。西方历史上主要的兽交对象是羊、狗、牛、骆驼，即便现在西方也不少，甚至还有动物妓院。比如德国1969年将兽交合法化，2012年才在动物保护组织压力下禁止。）

而伴随着西方宗教而来的，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愚昧仇杀的历史。

从旧约中记录的与异教徒连绵不断的仇杀，到罗马定基督教为国教后对犹太人的杀戮、与伊斯兰教的厮杀、十字军东征，到宗教改革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相互仇杀和迫害达到了一个高潮。直到今天，犹太教、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依然是战乱之源。

看看今天的ISIS有多么疯狂和愚昧，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就有多疯狂和愚昧。

以西方的视角来看，中国历来是一个“世俗社会”，宗教迷信从来没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占主导地位。

我们现在往往只看到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对西方摆脱愚昧所起的作用，而没有意识到正是中国政治与“迷信”分离的现实，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引导西方从“神权社会”走向了“世俗社会”，才使西方开始走出愚昧。

“意大利文艺复兴”是19世纪才创造出来的概念。而在14—16世纪欧洲，被称为“文艺复兴”的运动应该正名为“中学西被”运动，用英国学者孟席斯的话说，叫做“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也说：“鉴于中国的科技发明把欧洲人从中世纪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北京启迪意大利文艺复兴可能不亚于欧洲本身。”

明朝时，郑和曾七次下西洋，传播中国文化。据东西方学者最新研究成果，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不仅到达了印度洋、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还于1434年派遣分队到达了意大利佛罗伦萨。郑和的副使在那里与教皇尤金四世进行了会面，并向欧洲传播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知识，包括明朝的《星历表》，元朝的《授时历》及科技专著《农书》刻印本等大量信息。

为修订《授时历》，1276年六月至1280年二月间，中书左承许衡、太子赞善王恂、都水少监郭守敬、杨恭懿等使用简仪、仰仪、圭表、景符等天文仪器，在东西六千余里，南北一万一千余里的广阔地带，建立了27所观测点，进行天文观测（即四海测验），最北为西伯利亚的铁勒，最南至南海的西沙群岛。在历法编制过程中，首创了“三差内插公式”和“球面三角公式”，算出一回归年为365.2425日，误差只有25.92秒。

300年后的1582年，教皇推出了格里高利历，号称是在儒略历的基础上修订来的，一年居然也是365.2425日。且不说教皇也没有这样的人力物力完成这个大规模的测量，就看和《授时历》一秒不差的结果，不是抄袭的话，也太巧了。

启蒙运动的泰斗，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是狂热的中国迷。他认为中国在政治、法律、文化、伦理、道德、宗教各方面均优于西方国家。在西方人还处在野蛮的偶像崇拜之中时，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早已培养良俗美德，制订法律，成为礼仪之邦。“由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

中国的历史超越了圣经记载的历史，引起了基督教的恐慌。“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欧洲人过去基本是文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500年前（13世纪），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俄罗斯，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今天我们的面包商还使用着的刻记赊售面包的木筹，就是我们过去的象形文字和账簿。”

亨利·珀金森教授说：中世纪的学者从来不用历史方法。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甚至宣称，在中世纪，人们没有历史感。他们缺少过去和现代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印刷术带来了历史感，它出现在15世纪的后期。历史感是基于被写的历史的可行性的。此前，基督教尽可能使书写历史毫无必要，它的教条被编成神秘文字，不仅描绘神变成人的整个故事，而且记录“神的话”。如此手稿所包含的信息不是历史，而是无限；不是时间，而是神圣。……印刷术改变了一切。带着大量副本的手稿被制造出来，散布的各地。印刷术使基督教面对抨击。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也是中国的粉丝。莱布尼兹热衷于编写出版《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除了众所周知的易经与二进制的关系，他对中国的语言、哲学、科学都非常感兴趣。

当时有些欧洲人认为汉语是人类一种最早的语言，莱布尼兹也认为汉字的特征适合于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因为中国人有各种不同的方言，但是却可以通用汉语这同一种书面文字。他举例说，“这样一来，大家可以把中国人的‘大’字作为高大的意思，它在所有民族中都一样，但差异仅在于这里和那里的发音不同。中国人读ta，希腊语读μέγας，罗马人读作magnus，德意志人读作gross等。”

欧洲在与东方世界的深入接触中，受到亘久浩大的中国文明的震撼，以致17、18连续两个世纪，欧洲都把中国作为其“近代转型”的文明样板。

（这类资料很多，可以参考维吉尔.比诺Virgile Pinot的《中国对1640-1740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法国人安田朴Emtiemble《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等）

满清入关后，为了奴化和愚化汉人，满人全面的摧毁了中国的文化，也全面摧毁了中国的手工业科技。在满清的两百多年里，原本应该培养来经世济国的政治人才，被扭曲成不准谈政治的废物书呆子。而科技方面，经过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之后，中国的手工业产值，衰退到了不足明朝的6%。

读书人，都变成了废物，科技也全面落伍。文化黑暗，科技黑暗，中国彻底走向了黑暗时代。满清取代明朝，是中国的一次全面退步。把世界上最先进最伟大的文明，变成了黑暗的奴隶制社会。中国近代的赤贫和落后，就是因为，满清是一座监狱，而不是一个国家。满人是监狱狱卒，汉人则是负责艰辛劳动的囚徒和农奴。

鸦片战争之后，欧洲人宣称欧洲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同时，在中国却产生了疑古思潮，认为夏商周是伪史，还有人说汉字起源于埃及文字，甚至有人说中国人是埃及人的后代。

而受满清的毒害，和欧洲中心论的误导，导致当时的很多中国人以为，中国积贫积弱几千年，中国落后是因为文化的落后，汉字的落后，中医的落后，鼓吹要消灭中国文化，取消汉字，取缔中医,要全盘西化。

当年启蒙思想家们干的事，就是羞辱god，批斗god，把god往死里批斗。他们批判到最后，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西方过去的几千年的历史，只有两个字，蒙昧。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鲁迅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只有两个字，吃人。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河殇》是歌颂和赞美西方人的海洋文明，鞭挞和诅咒中国人的黄河文明。在这部电视剧中，向蓝色的海盗殖民文明下跪，才是中国人唯一的出路。还有殖民三百年救中国，这种更疯狂的奇谈怪论。

它宣称，野蛮是高贵的，征服者就是高贵的，中国人只有千秋万代的做被征服民族，把奴隶的位置坐稳了，这才是中国人的出路。他们认为，这种对华夏民族的歧视，天经地义。而一旦中国人质疑这种文明观和历史观，他们则义愤填膺的痛斥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这就叫做假作真来真亦假。

7. 西方文明的缺陷

翻开历史，地中海就是海盗的大本营。腓尼基人、希腊人都是亦商亦盗。希腊、罗马也热衷于买卖、使用奴隶。

大航海，更是伴随着殖民、屠杀和奴隶贸易。美洲人几乎被西方人屠杀光了。

英国的土著，先后被后来的殖民者凯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朱特人杀的差不多了，后来更凶猛的维京海盗又杀过来，最后盎格鲁、撒克逊、维京人达成妥协，组成了现在英国人的祖先。

欧美即没有产生过“经世济民”的思想，更没有“天下为公”的思想，国王不管是打仗还是征税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英国的国王为了自己的私利，对内对外不断征战，逼迫诸侯们提供越来越多的军费，矛盾激化，英国国王也不断被推翻，诸侯们谁也无法独霸权利，这样就出台了《大宪章》来限制国王的权力。斗来斗去，诸侯们发现谁都无法得利，最后一商量，不如推举国王带着大家去欧洲大陆打劫，合伙发财，于是就有了英法百年战争。

为发动对法国的大规模战争，英王爱德华三世发起了“众筹”。他让一批富商垄断羊毛的出口和收购，以此获得20万英镑战争借款；通过贵族议会预征了未来三年的动产税；让大贵族和郡长支付报酬，在全国征用骑士、弓箭手参展；命郡长、商人在各地购买大量后勤用品。就这样，国王和贵族们通过“众筹”，合伙去法国打劫的战争就开始了。

战争之所以持续了百年，是因为一开始合伙打劫模式成功了。英国的长弓兵大显身手，重创法国骑兵。从1337年-1360年，英国不断胜利，法国割地、赔款、支付赎金。但是法国国土比英国大，人口是英国的4倍，长达百年的战争几经反复，最终法国战胜了英国，最后英国不得不签约撤军，丧失了在欧洲大陆的几乎全部领地。

既然是合伙打劫，在胜利的时候自然大家都有收益皆大欢喜，但是一旦不成功，内乱就开始了。为维持战争多次征收的沉重的人头税引发了农民起义，国王和贵族的冲突也加剧。1399年查理二世被贵族们反叛罢黜，安茹王朝也被兰开斯特王朝取代。后来，以红玫瑰为标志的兰开斯特家族和以白玫瑰为标志的约克家族又爆发了持续30年的大内战，就是所谓的玫瑰战争。

百年战争英国先胜后败，最后丧失了在法国的所有领地。英国改变了策略，在欧洲大陆执行均势战略，就是哪个国家强，就联合其他国家揍他，不允许任何一个欧洲强国统一欧洲。

在海上，英国扶持皇家海盗，先后战胜西班牙、荷兰，又和法国抢夺美洲殖民地。在欧盟，英国也仍然扮演捣乱的角色，因为一个统一的欧洲大陆，意味着岛国的边缘化。所以英国又号称欧洲搅屎棍。

英国殖民美洲，占领印度，入侵中国，哪一个战争又是正义的呢？

而实力的变化、对利益的争夺，必然引发战争。英、法、德实力失衡，引发了一战、二战。

美国也是如此。屠杀印第安人、抢墨西哥土地、美西战争抢了西班牙殖民地。美国继承了英国的策略，一战、二战扶植德国打掉英国全权霸权，只是扶持的希特勒失控了差点翻船。

西方国家的战争机器，是被利益集团绑架了的。最近三十年，美国花了14万亿美元在中东打仗，除了肥了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给中东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又有什么正义可言？

过去美国栽赃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伊拉克战争，现在又要栽赃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要打击叙利亚。叙利亚政府军占尽优势，有什么动机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化武授人以柄呢？美国的栽赃一目了然。

西方人统治世界几百年，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发展了吗？

8. 为什么中国文明可以带来和平和发展？

只有中国文明以人为本。

西方文明是以迷信为本，人只是God的奴仆，具有原罪，要祈求God的慈悲和拯救。对奴隶主来说，奴隶就像牲口。草料不够养活牲口的时候，就杀牲口；粮食不够养活奴隶的时候就杀奴隶。

同理，资本主义则以资本的增值为目标，不能为资本创造价值的都属于垃圾人口，需要被消灭。